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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文化：儒商的管理智慧-恩威并重
儒商在管理方面既重視道德，又重視行規、店規，對員工關心愛護與嚴格管理并重。例如，儒商著作《生意世事初階》對于學徒，就要求“要守規矩，受(店規)拘束。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不受拘束，則不能收斂深藏”。一旦違規，掌柜、師傅“教你成人，罵也受著，打也受著”。《工商切要》把訂立行鋪章程敬公罰私、獎勤責怠、褒智教愚作為興店之方。商總是把行規、店規內化為經商者的道德，讓他們（包括伙計和店主自己）自覺遵守。
一、盧作孚的管理要決
近代儒商盧作孚引進西方科學化管理的方式，不僅親自撰寫了《工商管理》等著作，更重要是在管理實踐中建立了一個大體適應近代大型航運企業的管理機構，形成了一套公司內部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井井有條的工作秩序。他創辦的民生公司制定了一套極其周詳的考績規定，項目有27種之多，考績的范圍包括工作、品行、言語態度和儀表四個方面。言語態度中包括樸實、和藹、敏捷、清楚 4項,儀表中包括服裝、證章、頭發胡須、指甲、帽子、牙齒 7項,對遲到、早退、曠gong、請假、怠工嬉戲、斗毆、酗酒、損壞公司財物等，都有明確的罰則，違者輕則記過，重則開除。他還制定了各種單項的規章制度，如請假規則、物品借還制度等。他公布了獎懲規程，并用禁令和查禁等辦法，要求職工不嫖、不賭、不吸鴉pian、不做私生意、不貪wu受賄、不拿旅客財物等，以杜絕不良習性，培養職工忠于職守遵守紀律的精神。對表現好的職工實行精神獎勵與物質獎勵并舉，或是贈送毛線等物質，或發給年終獎和“職工特別優待股提供各種福利、補貼。公司還實行“年功加俸”制度，增加薪津以成績為標準，即每年給職工加薪一級，成績特別優異者，可加俸 2-3 級。公司還實行福利制度，以“新的集團生活”，“振作職工之精神”,讓員工感受到民生公司是“群的事業”，是“民生精神”的場所。可見，盧作乎的管理要訣是獎懲并舉、恩威并重的“兩手抓”的管理方式。
二、張元濟嚴格管理用人制度
近代出版商張元濟創辦商務印書館，奉行以德治館，以身作則，反對“利在前而后從事于學”的出版商，認為出版機構要“注意培植人才，不專在謀利”，“宜多出高尚書，略犧sheng營業主義”。為了管理好商務印書館，在用人方面，張元濟規定在本館任較高職務的人員，親屬一律不得吸收為本館員工，認為“子弟席父兄之余蔭，必不能如其父兄之知艱難。不知艱難之人,看事必易,用錢必費”,“滿清之亡,亡于親貴;公司之衰亦必由于親貴”。
他不僅自己不讓留學歸來的兒子進商務印書館，而且商務印書館的創始人之一的鮑咸昌想讓兒子進商務印書館的印刷廠工作，張元濟也持反對態度，他寫信給鮑咸昌做說服工作:“吾兄手創商務印書館，勤勞已二十五年。弟亦追隨二十年，致現在有此成績。吾兄極愛公司，弟亦不敢不愛公司。故于公司利害有關之事，不能不言。人人都有兒子，都進公司，恐不成話。”并提出要共同辦好商務印書館，“實心辦事公正無私……為中國實業造一模范”。張元濟把商務印書館的各項事務管理得井井有條，使之成為中國出版界的驕傲，作家茅盾曾評價張元濟為“有遠見、有魄力的企業家”。
三、管理大師的“兩手抓”
獲“中國經營管理大師”稱號的山東晨鳴紙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長陳永興，就善于用規章和道德的“兩手”來管理企業。一次，一位女工上班遲到2分鐘，按規定要罰款10元若繳款不及時，拖延1小時就要加罰1倍，結果罰款按時交上，陳永興沒有就此了事，而是趁中午下班時去女工家探望，了解到女工的孩子前一天剛在醫院動過手術，女工遲到事出有因他馬上用自己的錢給孩子買了滋補品，并為女工提供了一些照顧孩子的方便條件。該女工對領導的理解和同情十分感激，也決定今后決不違反規章制度，
儒商實行“以人為本”的原則，一方面，制度是鐵打的，必須執行;另一方面，特殊情況要人性化處理。規章的“冷”和人心的“熱”的有機結合，就是儒商人本主義的管理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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